像我这样一个心脏移植患者都能康复,相信能给更多人信心——这个病毒并不可怕。
2月11日,我从武汉金银潭出院了。对于一个心脏移植患者来说,这很不容易,就算是感染了普通的感冒,对我都是很危险的,因为我长期口服的抗排异药物,本身就会降低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。治疗期间,我好几次都觉得很害怕很绝望,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,还给妻子写了遗书,告诉她后事怎么处理,孩子怎么办,但很多人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温暖的安慰,我能康复,很感谢他们。我还记得我发病的那天,是1月23日,凌晨我突然发烧了,用了点退烧药,体温下去了,人的状态还是很差,就去附近的医院看了看,打了4天针,但是人还是很乏力,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不是普通感冒,怀疑我是新冠肺炎,要赶紧去定点医院做进一步检查,综合考虑之下,我去了协和做检查。协和也是我做心脏移植的医院,说起来,我之所以要换心,也是因为一场感冒,2014年的时候,我一直很忙,咳嗽了好几个月也没有管它,实在拖到很严重了才去医院检查,发现得了心肌炎,之后病情恶化成扩张型心肌病,2017年的时候,协和医院帮我做了心脏移植手术,到现在还一直在吃抗排异的药物。现在回想,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开抗排异的药,我要么就是1月份在医院拿药的时候感染上的新冠病毒,要么就是去家乐福买东西的时候感染上的。后来在协和,我就确诊得了新冠肺炎。在协和确诊后,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此前帮我做过手术的刘金平教授,他虽然人在美国进修,但是我联系他,他很关心我的情况,一直在指导我,他跟我说,这个病药物是一个方面,个人的情绪也很重要,他让我一定要坚持,一定要吃东西。确诊后,我也跟社区打了电话上报了一下,因为一时半会医院没有床位给我,所以我先在家里自我隔离。我确诊后回家就跟妻子分房生活了,孩子也被送到了老人家里照顾。我和妻子通过微信来联系,包括拿饭菜拿空碗洗澡,都提前联系好,错时进行,所以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房子里,但我们没有打过照面。当时的感觉是很无力的,整个人躺在床上起不来,每天都很沮丧。而且我和妻子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流,但我听到她的声音,我也知道她肯定哭了很多次,照顾我也费了很多心力。
妻子那段时间看新闻,看到有个人喝鸡汤喝好了,大概是鸡汤对提高身体免疫力有好处,她就帮我炖了鸡汤,我喝了以后,拉肚子,整个人很不好,吃了点肠胃药才停止腹泻。刘教授说可能是鸡汤太油腻了,后来妻子就把鸡汤倒掉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第二天我觉得身体有了些力气,也有了食欲,慢慢可以进食了,那段时间我吃的是莫西沙星和阿比多尔,也不知道有没有起到效果。在这期间,我的抗排异药物快吃完了,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药的话,一旦器官和自己的身体产生排斥,就会威胁我的生命。我就打电话给社区希望能得到帮助。其实我刚刚搬到这个社区没多久,对社区的运转不是很熟悉,但我运气很好,碰到一个很负责的工作人员,彭宏同志。我不知道他的职位,就连名字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,之前打电话一直喊“陈主任”,他也不纠正我,但我整个治疗期间,他给予了我们家特别多的关照,我隔离期间都是他请人帮我们送菜。我的抗排异药物快用完的时候,他还主动联系车辆送我妻子去协和拿药,之后方舱医院建好了,也是他通知我过去。
2月6日,我住进了方舱医院,但是当时那里的环境还比较乱,旁边床位的病人时不时地咳嗽,还有发烧病人,我刚有点好起来,心里有点害怕,刘教授也让我尽量不要跟这么多病人住在一起,毕竟我做过心脏移植,免疫力比较差。我跟方舱医院里的医生说了我的情况,我没记住他的名字,只知道他是天津医疗队的医生,他得知我的情况后,就联系帮我转院。于是当天晚上,我住进了金银潭医院的病房。
跟我一个病房的,还有方舱医院转过来的重症患者。我住在综合楼,这里的病房是重症和轻症一起收的,一个病房里有3张床,我住在中间,我旁边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,前两天状态很差,血压忽高忽低,大小便失禁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连监护器都上了,看着老大爷的样子,我心理压力很大,也跟医院申请想换病房的,但是金银潭没有多余的病床了,所以就被迫一起住了几天,那些天我没怎么休息好。幸好,抢救了两三天后,老大爷的情况慢慢好转了,我快出院的时候,他已经可以自己吃饭上厕所了。住在我另一边的是一个27岁的博士,他看上去精神不太好,但他个人感觉还好,不过医生说他的CT片子照出来肺部感染很严重,几乎全白了,属于重症患者。还有一个加床的病人也睡在我们病房,他是参加过新闻里说的那个万人宴,不过他跟我一样,属于轻症病人。金银潭的医生对我们很温柔细致,因为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不舒服了,所以入院后只做了一些检查,也没有给我开药,我还有些担心。医生说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病情都很了解,看了我的验血报告,都是比较正常的,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,只做隔离和观察。我在金银潭呆了5天,2月11日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。本来央视要采访我,我觉得我并不算金银潭的一个典型病例,所以就拒绝了。出院的时候,我带着病历本去结账,工作人员告诉我,我一分钱都不需要花,政府已经帮我买单了。那天,我还把住院期间穿过的衣服都扔掉了,还有住院用的洗脸盆子也都扔掉了。
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,出院的时候我身份证、医保卡没有带在身上,于是我又打电话给彭宏,他在电话里听到我要出院了很开心,很快就答应帮我安排车送过来,我说能不能顺便带我回家,他也一口答应了。不过,后来我才知道出院的病人必须统一乘坐一辆公交车离院,所以就没有坐彭宏给我安排的车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要感谢他的,一个社区很大,我也只是给社区的公共电话打了一次,他就记住了我的情况,主动手机打给我问我的情况,后来我就一直保存着他的手机号,之前我病情不稳定的时候,住不上院很烦躁,经常打电话给他,有的时候甚至是埋怨他,跟他发火,还骂他是骗子,但他从来没有拒接过我的电话,一直都是很耐心地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,而我甚至没有叫对过他的名字,直到现在,我也没有见过他的面。说实话,我觉得我当时的粗鲁,亲戚朋友也许可以忍受,但是他作为一个陌生人,能够这样帮助我,我心里真的很感激,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动联系媒体,想要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的原因。另一个原因就是,像我这样一个心脏移植患者都能康复,相信能给更多人信心——这个病毒并不可怕。 《新民周刊》现面向全国征集新冠肺炎采访对象和真实故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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